• 文/杜文俊 陈超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在举国抗疫之时，“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新时期指引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方针，其内在的要求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四个基本环节统筹推进。对于当前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乱象，也必须协同推进这四个方面，构筑完善而有效的保护和管理体系。

对于此次公共卫生危机，如何从根本上避免悲剧的重演，不仅仅要强化应对风险的法治思维，更重要的是将之置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新高度加以审视。

科学立法：严织规范的制裁法网

当前关于此次疫情讨论最激烈的就是禁食野生动物的立法。实际上自2003年非典疫情后，学界关于全面禁食野生动物的立法建议屡见不鲜，直至如今，人们才开始理性地审视。

很多学者将问题症结归于没有全面禁食野生动物，但基于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之野生动物概念而言，实际上确有“禁食”之规定。根据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条：“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或者使用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禁止为食用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因此，问题的本质并非在于单个行为的规制与否，而在于深层次的立法原因。我国在立法上对野生动物采取了人为的“二元区分”，即将所保护的野生动物的范围局限于“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导致公众对于野生动物的概念含混不清，这也是近年来在司法实务中不断发生激烈争论的根源之所在。

基于“病从口入”观念而提出全面禁食野生动物，并完善规范相关的行政处罚与刑事责任，意义重大。

首先，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野生动物物种或区域种群的丧失，特别是自然生态系统中关键物种的灭绝，都将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影响生态功能的发挥，还可能产生连锁效应，导致灾难性后果。此次疫情爆发于很普通的海鲜市场，然而让人闻风丧胆的“新冠肺炎病毒”就来源于此，而且极有可能来自于《野生动物保护法》所排除的野生动物。

其次，需要对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进行相应调整。面对17年间连续两次源于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不力的公共卫生危机，必须正视刑法对其潜在风险的管控作用。由此，有必要充实和完善涉野生动物犯罪，补充对涉一般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的规制，特别是涉及非法捕猎、生产经营、运输、收购、使用等行为的规制。不仅如此，还要把食用有传播病毒危险的野生动物行为纳入刑法规制领域，对可能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的行为给予刑事处罚方面的威慑。

最后，完善对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的配套制度。对于禁食野生动物不能“一刀切”，建议制定可食用的、适合人工养殖的、疫病风险较低的野生动物正面清单，在正面清单上的野生动物，对其猎捕、交易、运输、屠宰、检疫、生产经营、食用利用等全流程进行动态跟踪，做到合法来源可追溯，严格禁止私下交易；对于正面清单以外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严格全面禁止食用、使用，对因科研等特殊原因需要捕获、养殖的，必须经有关部门审批，并经过严格的检验检疫流程。不仅如此，对于动物检验检疫，需要同步完善《动物检疫法》，针对任何在市面上出售的动物，都强制要求进行检疫。

严格执法：营造安全的防护屏障

在与野生动物相关的行政执法中，存在行政执法部门不作为、执法不严格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的流程中涉及的部门较多，存在多头监管、互相推诿的现象；另一方面，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部门对法定职责懈怠。

鉴于传统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的行政执法体制之弊端，笔者认为，严格执法的关键前提在于对原有的碎片化管理模式予以反思和修正，并以整合、协调政府职责为方略，努力促使各治理主体之间统一协调、相互配合、形成合力，从而充分体现整体性、包容性的政府治理模式。针对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探索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的综合执法队伍。

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从本质上归属于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然而，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都聚焦于环境污染防治方面，而忽视了对野生动物综合执法的关注。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执法体制亟需作出进一步的优化，避免“部门主义”掣肘，跨部门整合野生动物行政执法权，对原有的行政处罚权、检查权、强制权等职责进行综合和集中，同时对有关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的职责进行梳理，加强执法队伍的管理，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全面提升野生动物综合执法效能。通过严格执法，构筑安全防护之屏障，实现“法治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之美好愿景。

公正司法：守护生态的最后底线

司法必须遵循立法，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在目前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的司法实践中，有两方面值得考虑完善。

其一，公正司法的核心在于统一司法审判标准，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恪守罪刑法定原则，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2000年11月2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延伸到“驯养繁殖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然而，无论是《野生动物保护法》还是《刑法》，都并未明文规定将驯养或者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纳入野生动物保护范围。以司法解释扩大立法中的野生动物保护范围，明显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实务案例中，2016年深圳王鹏出售鹦鹉案一审判决后引发各界热议，有人认为不构成犯罪，因为“将人工驯养繁殖的物种与野生物种同等对待，超出一般公众的理解认知，是超出刑法文义范围的扩大解释，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要想实现对野生动物的有效保护和管理，其前提必然是回归立法本身，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完善涉野生动物刑事司法体系。

其二，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基本属于行政犯，具有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双重违法性，刑法制裁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行为要与行政法相衔接。当行政违法行为达到一定社会危害程度并触犯刑法时，行政违法行为即转化为刑事违法行为，行政执法就会转化为刑事司法。

在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中，不仅要求行政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有效规制，还需要解决在行政执法实务中大量存在的以罚代刑、有案不移、有案难移等问题。通过建立有效的野生动物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维护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安定的社会管理秩序。

改革和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不是一项孤立的事业，它实质上是我国政治体制民主化、法治化进程的一个方面，因此真正解决这一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的“两法衔接”机制中，唯有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处理纠纷、解决争议、惩罚犯罪，司法的价值和生命力才能得以彰显。

全民守法：倡导绿色的法治观念

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最有效的方法在于让人们热爱野生动物。如何唤醒人们的情感，一方面在于加强普法，强化法治意识；另一方面在于倡导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生态观念。

据媒体披露，疫情当前，仍然有很多人销售、食用野生动物。其内在的原因一方面或许是高额利润下的铤而走险，但更多的是对法律的无知或者漠视，因此有必要加强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法律法规的普法，只有在人们知法的前提下，才能让其守法，才能树立法律的威严。要想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应该把改变饮食习惯上升到重塑社会公德和社会责任感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同时从道德上进行约束，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 提高道德水准，增强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从而形成保护野生动物的文化氛围，使社会公众由内而外形成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最终实现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新冠肺炎疫情给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再次敲响了警钟。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回应社会各界对滥食野生动物严重威胁公共卫生安全的关切，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动物防疫法等相关法律的调整工作。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体系的建立难以毕其功于一役。接下来，更应该坚定信心，加强宣传教育，强化相关法律普及工作，积极发动全社会共同参与，持续严格执法和司法，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的依法治理体系。